英国媒体披露警方制服机场袭击案疑犯照片

法治建设过程中，既有国家改造社会的科学设想，也有政权体系的精准施工，还包括国家机构在法治实施情境中聚合资源、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执行实施、优化执行效果的具体努力。

法律系统的核心特征就是合法 / 非法的二值代码化运作，而立法在某种意义上，则是服从和服务于法律系统合法 / 非法的二值代码化运作的某种辅助的设置。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组织的核心内容就是决策沟通，也就是围绕着决策所展开的各种沟通。

真正的理论创新都是在传统的边缘处思考，因此也往往与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范式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甚至冲突。如果我们要真正地理解同案同判拘束力的性质，就必须将自己从这种依规则裁判的适用视角中解放出来。此种视野下的法律系统，更类似于尼采笔下的动物，它们缺乏建构过去和展望未来的能力，因此永远生活在一种没有记忆的当下状态之中。同案同判与依规则裁判作为司法个案裁判中两个相对比较独立的构成性机制，在具体个案裁判过程中，也许仍然存在着某种先后意义的优先顺序，即，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依规则裁判在一般意义上仍然优先于同案同判。法律实证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法律的可变性。

当可以随意通过人事和职位的调整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时，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往往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容忍。换言之，之所以需要立法，乃是为了更好地展开司法裁判工作。本文通过区分客观时间和内在时间，并在内在时间观的框架下理解同案同判的拘束力问题，认为同案同判的时间拘束力不是指在客观中立时间观的框架中前案决定后案，而是指在法律系统内部以之前 / 之后区分为基础的内时间的认知图示中，对已发生的前案的记忆和对尚未发生的未来后案的预期，作为决策条件而对当前个案裁判所形成的影响和制约。

从功能分化的角度看，立法处于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结构耦合的机制之中。正如卢曼所指出的，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决策得以可能的一个不可取消的条件。但无论它们的速度有何差异，它们都是一种观察的图示，都是通过之前 / 之后的区分， 并标示其中的一侧，形成系统对外部环境的观察，并进而制造出信息，吸收环境和系统中的各种不确定性。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组织的核心内容就是决策沟通，也就是围绕着决策所展开的各种沟通。

不同决策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就形成了作为自创生系统的组织。法官、法院、司法行政等各种基础设施和辅助设施，都是紧密围绕着作为决策系统的司法而建立起来的，并且服务于一个个司法裁判的作出。

例如，按照依规则裁判论的逻辑，假如在客观现象上确实存在着同案同判的事实或效果，那么这并非是前案与后案之间的某种拘束和被拘束的关系发挥了作用，而不过是两个案子都各自依规则作出了正确的裁判，是规则的客观普遍性带来了同案同判的客观效果。无论这种教学活动是在旷野中，还是在相隔千里通过网络和电话的片言只语的交流中。当然，本文对同案同判概念的界定，与传统和主流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被多数人所接受和传播。同案同判的含义并非是指当下的判决是由过去的判决所决定，而是指，作为司法裁判组织中的一个具体决策，当下案件的判决，无论它是如何新与不同，都必须通过调用司法裁判组织之前的决策这样一个记忆的过程才能够做出。

中国案例指导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初衷，就是要用同案同判的机制来解决法律解释和适用过程中不够统一的问题。这是从客观效果论，如果从机制的层次论，那么依规则裁判的内在逻辑，必然会排斥同案同判的机制发挥作用。每一个行动都是当下的行动，并且每一个行动甚至都很难称得上是决策，因为既不存在决策的各种条件和前提，也不存在决策的必要。在这个推理过程中，理由之间是可以互相传递的。

无论是司法的内部还是外部， 许多因素事实上总是处于变化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如立法的变化，各种社会关系和事实的不断演变，因此，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不断地刺激着司法对它们做出回应和调整。比如说，对于教学活动来说，教师围绕着本学科知识点的系统讲授以及学生的系统学习是核心因素，而教室、黑板、粉笔、桌椅等都是辅助设施。

就此而言，记忆的本质就是选择和建构。六、结语 同案同判拘束力的性质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法理学问题。

这使得法律推理与其他实践推理形成了鲜明的区别。此外，拉兹还提出了一个反证来证明延续性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价值和地位：创立规则的权威会死亡或者失去权威，但法律体系仍然继续存在，并且死去或者失去的法律权威所创立的规则，此后仍然继续具有约束力。因为在这个问题架构中，真正重要的是规范法理学和现实主义法学之间围绕依规则裁判战场所展开的立场之争，任何其他的问题最后都服务于和服从于此种立场的分派和捍卫。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无论是企业还是行政机关，它们对外部环境变化做出调整的最常规手段，其实是组织人事和职位的调整。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敲下这个字时，这个当下的过去，只能是这一刻之前所发生的一切。通过对同案同判拘束力性质的重新界定和理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现代法律系统性质的理解。

因为规则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着诠释的空间和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不同的法官在不同的情境下往往对规则作出不同的解释和适用，有时候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就此而言，不但过去已经发生的前案对作为后案的当下裁判具有约束和限制，同时，作为未来之当下的过去，当前正在作出的裁决，也是未来可能作出之裁决的前案，因此，正在作出的裁决必然也要考虑，它对未来之后案所产生的同案同判的辐射力。

对司法裁判组织而言，通过区分规则来确认前案与后案之间的同与异，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记忆过程。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谈论的是司法作为一个整体对某事的态度。

许多人虽然在事实上承认这种纯粹基于时间在前地位而形成的前案拘束力，但很难在智识上接受它。如果议会关门，法律系统并不会停摆。

在之前 / 之后的时间图示下，当前（Gegenwart）的含义并非仅仅是一个客观中立的时间点，同时也是之前 / 之后这个区分形式本身。与法学方法论、法律论证理论和法教义学的观察视角相比，社会系统论的组织理论对司法裁判的观察视角并非是正当的裁判如何可能，而是从二阶观察的视角考察，作为一种特殊的决策类型，司法裁判如何可能作出，或者说， 作出司法裁判的条件是什么。它们相互之间构成了某种正交的关系（orthogonal relation）。在这样一种法律权威观中，法律的含义只能是权威性的法律规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同案同判理解成一种机制，对任何一个当下作出的个案裁判而言，它都具有构成性的基础地位。它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用是否是法律义务为标准描述司法裁判中已经作出判决的前案与尚未出现的，但未来可能发生的后案对当下正在作出的判决的限制和约束，并不恰当。从历史上看，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立法，但司法在任何人类社会的法律秩序中都不可或缺。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法教义学层次的体系性，还是作为司法构成性规则的同案同判，都是法律系统在观察层次对自我同一性的观察，或者说，就是在系统中再现系统的统一性。与这两种观点相反，本文试图揭示和证明，同案同判的拘束力是真实存在的。

同时， 两种观点也同时否定了同案之间存在某种独立于内容的相互关联性，尤其是否认了前案对后案存在某种独立于内容的拘束力。同案同判也并非是对作出个案裁判的法官提出的某种命令，而是法官可资利用，并且是不得不利用的一种进一步排除选择标准和可能性范围的机制。这就产生了客观时间与系统的内时间的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在同案同判中，前案对后案的拘束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拘束力，此种拘束力为何是合理的，它的限度是什么。

每一个决策都有一个专属于自身的过去，也有一个专属于自身的未来。在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解释（Interpretation）的问题时，拉兹也不得不承认，在解释中，规则的权威性（authority）与裁判的延续性（continuity）构成了两种彼此独立，但是同样重要的价值。

例如，一般来说，对于立法的变化，司法是相当敏感的，但同时司法也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保持更具有选择性和灵活的敏感度和回应性。当然，像德沃金那样，借助于诠释学的资源而对依规则裁判中的法律作更加实质性的理解，从而突破依规则而裁判所设置的界限，也是一种值得尝试的选择。

所谓客观时间，也就是刻度意义的时间。在这方面，哈特显示出了一流理论家的深刻洞察力。